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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5-186页。

梁漱溟说：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桩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这个阶段，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理性早启本来用以说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然而在这个时期，他看重的是人的意志对于身体的需要的超越，并强调了人心的创造力。

与1920年代初期过于依赖直觉和良知所不同的是，梁漱溟逐渐发现了(更确切地说是改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理性。⑨他说印度文化未来必然会成为人类的选择。西洋的‘理是事理，是知识上的‘理，虽也与行为有关系，但却不能发动行为。因此，即使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当政者还是主张不启兵端。(39)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对个人权利的片面强调之上。

他所说的无私，意思是不树立对立面，即并不是将别人或认识对象看作是相争夺的另一方。3.是强霸之力——即谓人们大半在被强制之下，不得不忍受服从(53)。可以说两家都是把朱熹理的建构当工夫实践活动来批评，以朱熹不直接做工夫，因此批评为支离。

工夫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个人自己并没有落实去实践它，所以朱熹是发现了自己没有好好实做工夫的问题，而不是发现了自己的工夫理论有误的问题。其实，象山、阳明、牟宗三反而是不断地谈理论，而且就是要跟朱熹做辩论的。不是记事时节，就是说也不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了，那怎么办呢?再度回到反省修心的工夫路上就对了。朱熹最后一段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笔者以为是自谦之词，批评自己心上少做工夫，学问再大，没有入心就是邪说，笔者以为朱熹此说过度谦虚，批判自己过于用力，实是警醒自反之词，朱熹也没具体指出哪些理论有误，实际上朱熹也不会认为自己的那些理论有误，这篇文章以及阳明所选的其他文章都是人际往来书信之文，朋友酬酢之际，多方自省，正是做工夫实际。

朱熹也反省自己有忘己逐物之病，也用了象山批评他的支离之病说自己。至于晚年编选的朱熹文字，是朱熹与朋友往来反省责己之文，正是阳明喜谈之本体工夫类型，故引为同道。

真乃宋明新儒学与当代新儒家之大过。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邪?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并不是朱熹晚年领悟与王阳明相同，而是朱熹对王阳明所谈的儒者就是要真切直接地做工夫的要求，自朱熹为学之始，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只是朱熹的形上学理论之心性情理气说，工夫次第论之先知后行说，王阳明完全不能领会而已。其实，就为人处事而言，朱熹岂有不做工夫?不做工夫何必用功于书册以定宗旨、以留下著作?这不都是为圣学而做的事功吗?做事功而无理想的坚持是不可能的，所以朱熹当然时刻在做工夫，亦即象山自谓之易简。

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蔽，诚不自揆。但朱熹自己却又做了反省，上天指的是各方面成功的人，关键就是真的去做，前说之弊是只知道人家有学问却不知道人家已经做足了工夫，却不曾学得上天，没有学到别人做工夫的辛劳，即不如且学上天耳，还是应该先做工夫把自己搞好，这个工夫就是念头的纯化、意志的坚定。《朱子晚年定论》书文中多有朱熹批评自己读书太多且不得力，故而深切自责，宜静心反省，反而得力之说，这就是朱熹在做自我反省的心上修养工夫，文中无一语及于朱熹对自己任何理论内涵进行更动，只深责未能力行。但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的本领。

于是针对《中庸》慎独、《大学》诚意再做反思，重新理解到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实际上这两个观念都是工夫论的观念，朱熹过去觉得这套工夫要求得太严密了，做起来太辛苦，但在本文中指出这就是做工夫的真正关键，也就是在心上反思立志。不过，象山讲的支离是指在义理文字上的工夫，而朱熹自谦的支离却是贪外虚内的修养之病。

这一步完成了，成了大人物了，再去加强那些学问上的工夫，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亦不妨也。知识分子对于公私义利之辨不易过关，孟子告诫之，就算过关了，对于做工夫与工夫理论不易过关，亦即对于理论与实践不易分辨，阳明就是分不清理论与实践，总以要求做工夫为工夫论，牟宗三则是分不清工夫论和形上学，以工夫论为实做工夫，继以实做工夫为形上学，于是倡说动态的形上学。

然亦恐只学得识字，却不曾学得上天，即不如且学上天耳。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然严霜大冻之中，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胜耳![2]130 朱熹说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没法好好读书看文字，只好静坐沉思，却反而把自己的心念收拾得更好。总之，事功上朱王有别，学术理论和军事教育有别，但两者都是儒者事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岂不正是朱熹所为之学术事功吗?所以朱熹也有事功。不审比日何所用心?因书及之，深所欲闻也。

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几灭。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

理论上无弊，必与象山、阳明之论融贯同构，只象山、阳明直接用力于实践，圣学之理了悟于胸，直接用于自己实践以及带领弟子，眼见收效快速，如禅宗之于佛教，也是直接讲做工夫之宗派，于是陆、王皆将理论之事，置诸高阁，唯种实践。今而思之，怛然震悚，盖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其实，本段文字没有谈任何的工夫理论，而是说读书了就是要去做的，也就是要求做工夫而已，而这正是这段文字被王阳明看上的关键。王阳明以为朱熹此处谈的要求自己做工夫的说法正是和自己的理论一致的，其实，王阳明和朱熹的理论始终都是一致的，知行合一不碍先知后行，亦不碍先行后知，理在心外心理为二亦不碍心即理，理论上本就贯通，只是语意上、问题意识上明析后即可疏通，至于阳明自家的修养工夫以及朱熹自家的修养工夫，都是实做深做的，朱熹落在经典疏解上，阳明落在军事教育上，都是大儒的行径，而两家的修心自省工夫，都是大家风范，阳明所选录之本文，正是见证了朱熹的修心反省工夫真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着。

就像科学理论，没有在科技上应用，并不表示理论错误，更不表示理论无价值，只是要利用厚生的话，就要藉由科技产品以为人类所使用，但普遍原理义上的科学理论，正是一切科技发明的依据，具有绝对的核心价值、关键地位，所以朱熹的形上学理论和下学上达以及求放心的工夫理论仍是正确的，而且，知了就是要行，要知得正确就是为了要行得正确，若未能行，等于白学了。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总之，朱熹跟阳明一样是实做工夫的儒者，此处并无朱熹修改了自己的哲学理论的实际。其实，向外浮泛之弊重点不在向外，而在浮泛，讲清楚的观念就去实用好了，不必再多方考索，以为卖弄学识的聪明，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

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一句话，因为朱熹是理论能力最强的儒学家，三家也都想带上这个桂冠，可是他们对朱熹的批评都是有误的，他们对朱熹的批评的关键都是说朱熹有没有实做工夫，而牟宗三则是把做工夫的活动创造成工夫论并形上学并知识论的新儒学理论。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第三段讲真做工夫，就是发现良心，反省入心，立得本领，自然下学上达，倒不是在理论研讨上找到程颐的依据再上溯孔孟的依据就是做了工夫了，而是直下会心立本。

问题还是有没有做工夫，而不是过去的工夫理论错了，现在要改正了。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

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阳明还了朱熹有本体工夫的一半公道，却没有还朱熹哲学的全部公道。但是朱熹自己批评自己，当时更多的力气用在理论的推敲思辨，反而少用于涵养省察自己的日用常行，所以对自己的工夫做得不够，惭愧不已。朱熹的理论发挥，面对的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有的意见都有创作的价值，至于朱熹自己的心思念头，是否做到了尽善尽美，这当然是要另外下工夫，也就是说，朱熹自己也把工夫理论和做工夫搞混了，朱熹没有做好修心工夫，并不等于他的工夫理论没有提好，而他的工夫理论配合他的形上思想正是儒学理论建构的发展创新。

至于自己做心上反思的工夫，阳明死前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王阳明选录朱熹晚年定论之文，都是说明王阳明和朱熹都在做心上工夫，做工夫，就是阳明的宗旨。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

[2]131 大家都知道象山批评朱熹为支离，这个支离有两层的意思，其一为谈论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如理气心性情概念关系，以其分析地说，故指为支离，其实这是形上学普遍原理的讨论，目的在建立性善论以及成圣成贤的可能性，这是象山批评的主要脉络。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

朱熹很难得地在这篇文字中说自己有得力之处：近日见得如此，自觉颇得力，与前日不同，故此奉报。就是做了一大堆的思想比较，寻源溯本，增加知见。